2018年5月22日 星期二

Reflection Vol.8 伊恩・布魯瑪《殘酷劇場》:藝術與社會的連結

Reflection 反映、回響

閱讀是對文字的回應,進而產生想法;攝影是對場所的回應,進而拍下相片。
本專欄每月一篇,透過編輯的選書,進入週三讀書會。(編輯:張晉瑋/阿茲)

Photo Credit: Google


編輯推薦

「我不相信有人天生是魔鬼,人會做出邪惡的事情,往往是出於堅信自己做的是對的事情。」
許多藝術展演活動乍看單純,實則隱藏了許多意義。藝術是一門複合式的學科,研究藝術時並不只單單地鑽研藝術史而已,還要對藝術發生的歷史背景做交叉比對,並探討當時的社會背景及意識形態。


尷尬的藝術

綜觀藝術體系發展的流變,不難發現每個時期的藝術之所以能夠尉為盛行都與當時的社會風氣相關。舉例來說,在1425年透視法被發明出來前,西方社會主要是以教會控制,且所有繪畫的用途多為歌頌宗教與讚揚真主。然而,在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後,教會的權力與地位遭受挑戰,且新人文主義思潮興起,人們追求的是安穩的社會狀態,而這時透視法以客觀、科學之姿出現,馬上成為最主流的新思想。這樣思想的演進也影響了繪畫,這時的繪畫都以單點透視為主,強調以數學的方式作畫。 

卡夫卡在劇作《卡夫卡的迪克》中提到:

「謙虛都是裝出來的,要不,就不是謙虛了。」

在英國的社會風氣下,人們相對保守、害羞、注重隱私。但在這樣的狀況下卻衍生出了另一種奇妙的生態,大眾傳媒上充斥著公眾人物私生活的各種八卦,比較高檔的報紙發表了更多的「個人檔案」。這齣《卡夫卡的迪克》也是順應了當時英國的社會風氣而被創造出來。人類透過藝術傳達自身的狀況,藝術家為了回應強權的壓迫與殘酷的現實,在作品展演中揭露文明行為背後的黑暗面,直視人性中邪惡的衝動。

Mind–body dualism , René Descartes

受害者情節的歡愉與險境

在以色列,參觀集中營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它所要傳達的政治訊息再直接不過:

「以色列是在納粹大屠殺受難者的遺骸上所建立的,以色列若是早在1933年就建國,大屠殺也不會發生。只有在以色列,猶太人才能享有自由與安全。」

猶太大屠殺也出乎意料地啟發了許多人。幾乎每個社群,無論國家民族、宗教、種族或少數性別團體,或多或少都有段沒有被公平對待的歷史。所有人都蒙受過不公不義,而有越來越多人,有時甚至太多人,要求要讓大眾知道真相。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關心過去發生的事,若沒有這些歷史事件,包括最讓人痛心疾首的事件,我們沒辦法瞭解自己,了解別人。缺乏對歷史的了解,我們就無法有深刻的觀點。沒有深刻的觀點,我們彷彿在黑暗中摸索。我們不該遺忘死於孤寂與苦難的生還者。

然而,今日少數族群仍然受到各種迫害。但令人不安的是,越來越多少數族群認為自己是歷史洪流中最大的受害者,這種看法正是缺乏歷史觀點的結果。(文/阿茲)

Schindler's list , 1993

2018年5月13日 星期日

Encounter 最終回:回顧「相遇」的初衷

Encounter 專欄介紹: Encounter,相遇、交會,關於攝影也關於文化,更關於透過觀看在歷史發展上與台灣有一定相似性的韓國來打開一種視野,每一次的相遇、交會,都是再認識自己的機會。本專欄每月一篇。(編輯:王淳眉)

歷經九個月的 Encounter 

去年八月「Encounter」專欄開始介紹與韓國文化相關的事件或現象,源自於編輯自身對韓國文化與歷史的興趣,嘗試在我們已知相似的台韓歷史裡,找到一些可供思考的切入點。

「Encounter」第一篇,專訪了Onfoto共同創辦人孫蕙戀。孫蕙戀畢業韓國第一個開設攝影學系的中央大學,同時帶著在美國學習攝影的經驗和我們介紹了他在學攝影的路上所觀察到台韓兩地對攝影學習的想法與差異。

以此為開頭,我們曾經嘗試專注在韓國攝影師的專訪與介紹,但在操作上遇到了訊息傳遞和實際溝通的侷限,因此轉了個彎,試圖在同樣的問題核心裡,去書寫正發生在韓國的文化場景,藉以拓展多一點點消費之外可以回饋創作概念的機會。所幸,在「Encounter」最後一篇的前幾週,「VOP第一個亞洲當代文化攝影現場」企劃選擇了韓國為對象,「韓國專題」為台灣的讀者帶來了2010年之後韓國攝影發展的趨勢與走向,全面地介紹,補足與加深我們對亞洲當代攝影文化狀態的關注與需要。

 
回頭看這九篇文章,除了兩位攝影師專訪,我們嘗試了幾個介紹的方向,從光州事件的文化創作、韓國影視獎項建置的契機與邏輯、歌手全仁權的創作到 UNLIMITED EDITION獨立出版介紹,試圖在這些看似與攝影無關、眼花撩亂的韓國流行趨勢中,抓住那些隱而未顯的細節如何暗藏一個何謂大韓民國的各種文化表現。

若是影像創作可以廣義作為對生命事件體會的總和,那麼或許也能自圓其說「Encounter」試圖接近所有可能提供與拓展影像創作的各種刺激,如同散步的路上觀察,於我們身旁的不經心都暗藏著邏輯與變化的系譜或軌跡,不嚴謹地說或許像班雅明那樣,自己的眼睛就是一台紀錄的相機。
圖片來源,Raya IG
擅長紀錄景色變化的韓國攝影師Raya這樣說:

「若要認識一個場所的各種風貌,需要長時間的觀察。在那裡度過幾個四季更迭,在夏天的黃昏及秋天的夜裡散幾次步,經歷平凡的和極端的天氣變化,仔細走過周遭的各個角落,大概就能對這個地方的風景暸若指掌。像這樣安靜緩慢的變化,如果不花時間親自體會,絕對看不出個所以然。

我認為,能夠深入了解自己的居住的環境,掌握在不同時間會發聲什麼景色變化的人,造訪各地風景名勝時,一定能拍出好照片。不論是蠶室或是大峽谷,所有的風景都有數不清的面貌,但這麼說並不是貶低大自然風光的價值。風景本身不具有優劣差異,而是人們看待風景的方式各有不同,正如我們每天見到同一個人,久了就會發掘只屬於自己知道的、屬於那個人的模樣。當我們每天深入觀察同一個場所的景物,比起只造訪該場所一次的人,腦海裡會留下更豐富的印象。當一個人懂得觀察單一場所的多種面貌,不論他走到哪裡,都能輕易地找到屬於那個地方的魅力,即使第一印象不太好,他也不會以偏概全。」

節錄自《散步論》,摘自VOP ISSUE 23:韓國專題 SOUTH KOREA ISSUE

圖片來源,Raya IG
與其說這一系列的文章是想介紹韓國創作,不如說是編輯自己在這一路的觀察裡和大家一起往認識自己的路推進,伴隨著看見身邊創作者對攝影的各種渴求而游擊在城市的不同角落,累積每次的行動經驗來做為下次行動的基礎,亦是這次VOP「韓國專題」撰述李庭旼為當代韓國攝影青年寫下的小註。

這些游擊行動或許帶著青年的樂觀,但相應地卻是傳統制度中不被認可的排擠與面對生存的問題。記得幾次和韓國攝影師聊天的過程裡紛紛提到在攝影市場上身份階序的殘酷與看向西方世界的眼光的無奈。當一直被掌握在西方論述中的話語權被帶到亞洲時候是否還能有效,也是部分亞洲影像研究者與創作者正在努力檢驗與拓展的題目,透過檢驗而找到自己的思想資源,或許也是「VOP亞洲當代攝影文化現場」企劃這時候出現的重要性,透過分享彼此的相似與差異,藉以發現自己的局限和可能,如同「Encounter」專欄名稱起始的初衷:相遇、交會,關於攝影也關於文化,更關於透過觀看在歷史發展上與台灣有一定相似性的韓國來打開一種視野,每一次的相遇、交會,都是再認識自己的機會。(編輯/王淳眉)

2018年5月1日 星期二

Reflection Vol.7 郭力昕《製造意義》:脈絡分析攝影



Reflection 反映、回響

閱讀是對文字的回應,進而產生想法;攝影是對場所的回應,進而拍下相片。
本專欄每月一篇,透過編輯的選書,進入週三讀書會。(編輯:張晉瑋/阿茲)

Photo Credit:Google
編輯推薦:

一直以來不管文化或是攝影上,東西方的觀點都十分不同,考量一張照片的意義,必須以歷史研究的方法,回顧這張照片拍攝時特地的社會與歷史之交會情境。

本書作者郭力昕以紀實攝影為討論主題,探討東西方對紀實攝影的觀念與實踐有何不同?並以台灣本土攝影家的作品為例,比較兩者的差別並導入文化思維,讓讀者能夠更深層地思考與觀看台灣紀實攝影圈。

此次編輯挑選了其中兩個章節:「東西方紀實攝影」與「製造意義」替大家導讀。


東西方紀實攝影
蘭嶼‧再見(1974-95)王信 

西方的紀實攝影通常有兩大特色:客觀、抽離性敘事,就算有情感的成分也只是為了建構一種「客觀」的、抽離性的事實描述或說服。

西方實證主義的認識論下,紀實攝影的關鍵概念,是由中立、超然的攝影者,以科學、客觀的方法或態度,進行見證或記錄。然而,台灣的紀實攝影呈現了一種矛盾,乃台灣攝影實踐的「見證」力量,主要是為了產生一種引起集體情緒的感性效果。以歷史的脈絡來解釋,台灣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紀實攝影實踐,是要喚起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憤怒,並號召人民撼動、瓦解獨裁政府。在台灣諸多的案例中,不難發現這些攝影者相信自己參與在一個類似革命似的歷史於時代創造,因此它們是當時社會中集體激情構成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來看,台灣的紀實攝影,也像鏡子一樣映照出這個社會和文化的某些特質。
 
製造意義

White Line with Stick, 1972 Ralph Gibson
作為當代藝術攝影,它的意義並不僅來自影像本身或是藝術家本人,而是由作品、攝影者、評論者、媒體、美術館、和攝影畫冊等共同佈置出來的。而照片中可能的複雜多元意義,常常以脈絡為關鍵的佐料,同在一個行為「觀看」與反應「解讀」的酒槽裡發酵、釀製。然而,將複雜的概念或訊息,簡化為幾個容易消化的視覺符號,卻總是紀實攝影得以確保其故事說服力和建構意義的方式。

編輯結語

影像美學的適切性都必須連結到被攝題材所在的特定歷史語境裡,而非在題材中追求一種超越性的視覺美學形式,否則現實世界裡就只能淪為創作者取得作品之永恆美感的踏腳石,而創作者無論動機如何良善的初衷,也會一步步朝著剝削被攝題材的方向靠攏,最終以「藝術」當作合理化這種剝削的護身符。 (文:張晉瑋/阿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