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 專欄介紹： Encounter，相遇、交會，關於攝影也關於文化，更關於透過觀看在歷史發展上與台灣有一定相似性的韓國來打開一種視野，每一次的相遇、交會，都是再認識自己的機會。本專欄每月一篇。（編輯：王淳眉）
將在今年 5 月 3 日頒獎、與「青龍獎」、「大鐘獎」並列為韓國三大影視獎的「百想藝術大獎」日前公佈了第五十四屆入圍名單，其中電影部門的「電影作品賞」入圍名單頗讓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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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4回百想藝術大賞 大會LOGO（取自官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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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百想藝術大賞得獎者（由左至右）：宋康昊、孫藝珍、徐玄振、孔劉） 圖片來源：JO!NS |
題材敘事的同質
在這次的入圍名單中，或許可以聞到一些敘事題材同質的味道。台灣觀眾較為熟悉的《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與《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前者改編六月民主運動真實事件，後者則以1980五月十八號的光州事件為背景，描述發生在光州的軍政府屠殺事件。《朴烈》則是日本殖民時期獨立運動家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故事；《南漢山城》則把歷史時間再往前推進，刻畫朝鮮被清朝率兵攻打時，朝鮮仁祖與大臣們受困城內的歷史劇。《與神同行》雖然劇情是在描述火場中奮不顧身的英勇消防員在災難死後的故事，看似與民族家國無關，卻用死後接受審判的情節隱喻或提醒陰曹地府的運行規則如同國家政府一樣牽制生命的分類與去向。
這樣分類說起 2017 年賣座的五部韓國電影在題材敘事同質或許有些太過牽強，但不可否認地這五部電影都用了強烈的視覺效果去刺激觀眾，不同好萊塢的影視特效，韓國電影更擅長用「民族」與「民眾」去牽動觀眾的情緒使其飽滿激昂。
偏好盛大發行規模與愛用明星演員
另一種同質，或許可以說是偏好「明星演員」的同質。韓國電影的製作費用飆升或許可說自兩千年後開始，因為偏好大規模放映模式與明星演員而增加的製作費用，從九零年代末平均十億韓元到了 2004 年製作費用上升了三倍之多，但是製作費用的增加卻沒有改善電影的勞動條件與人員待遇。
製作費用的飆升只是韓國電影在文化政策之後顯現的改變的其中一部分。1993年當韓國總統金泳三指出賣座電影的收益大於製造業時，就肯定了文化產業帶來產值的可能。體制上實際的扶植從九零年代一連串的「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開始，明定政府培養影視專業人才的義務和規範。1999年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的啟動，從官方到民間制定各種計劃來扶持不同類型的電影，尤其是對短片電影製作的支持，讓許多導演因為短片的活躍而有製作長片的機會。
但是另一方面，九零年代後電影製作卻在市場操作上逐漸走向自由化，因為外國電影公司可以在韓國直接設立分公司、廢除國外電影配額限制等制度，好萊塢電影的大量傾銷也壓縮了韓國電影在市場上的發展，從1990年前後製作數量仍有百部，到了1998年只剩不到三十部，反觀在進口配額解禁下的外國電影進口卻從二十幾部上升到百部之多。
發行體制的變化與再結構
雖然九零年代初韓國大企業就陸續投資電影發行，但是1997年的金融風暴迫使韓國大企業調整結構而部分退出電影產業。但是在一陣洗牌之後，因為九零年代影視文化政策的支持，包括韓國電影在戲院播放的配額要求、中介財團融資等等，大財團在傳統產業的失利開始轉向文化事業投資，金融危機這個轉捩點，讓財團開始組織起一整套垂直的文化產銷系統，從投資到發行，包含培養自家的技術創作人才、收購影視版權、收購戲院通路等等無一不做。
其中成效最顯著的莫過於製糖產業起家的 CJ Entertainment，他們至今擁有韓國最大的連鎖影院跟電影分銷，並與樂天 Cinema、Megabox 控制了韓國近百分之五十的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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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想藝術大賞電影作品賞」入圍的五部電影中就有兩部是CJ電影部製作 |
編輯結語：
回到第一次看見「百想藝術大賞電影作品賞」時的玩味，只是忍不住好奇，已經在去年拿下「青龍獎」與「大鐘獎」最佳電影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如果這次再奪得「百想藝術大賞」的「電影作品賞」，那這個 2017 年韓國電影獎項的三冠王的出現，一個程度上或許也回應了這三個不同獎項對一部電影作品優秀標準評判的某種同質吧！ （編輯/王淳眉）
